·论点摘编·

高雪在《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撰文指出，“物化”概念是卢卡奇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理论所展开的。卢卡奇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商品条件发达程度的不断增高，物化过程会不断加剧，物化结构也会逐渐渗透到人的肉体和心灵深处，形成物化意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并未对物化、异化、对象化等概念进行严格区分，因此可以说他的物化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从某种程度上看，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引发了一场“批判转向”，他试图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一种文化批判，并致力于寻求解决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文化可能性。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彻底揭示了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下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们的关系必然受到物的奴役与束缚。一方面，他分析“物化”概念的内部结构，即是想充分揭露发达工业社会背景下技术理性为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他认为社会的合理化机制对人已经形成了文化统治，机械化时代下的大生产也逐渐消解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力量。因此他主张将政治经济领域的批判深入到文化层面，渗透到人的精神与心灵中，通过恢复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现象的消除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实现。他的“意识革命”的主体正是具备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又作为理解和超越资产阶级的客体而存在。由此无产阶级实现了主客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统一，虽然其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生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但依然实现了从理论形态到革命实践的过渡。可以说，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促进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动摇了以暴力革命为特征的传统革命观的地位，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批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的独立性的发展以及人的自由与解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劳动异化的消除和社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陆杰荣、张佳琳在《哲学研究》2015年第9期撰文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主体意识得以充分发挥，在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异化，精神的外化和家园的丧失。在客体化的世界里，意识形态、理性霸权、大众文化等都成了消解人的主体性的物化力量，人的最高存在“精神性”被遗忘了，人成了工具和手段的存在，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精神中的神性与客体化世界的对立与抗争是俄罗斯的形而上学一直探讨的主题。俄罗斯的哲学家强调对人性的基本直觉：人的本质特性不是自然的产物，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性的本体论基础和最高价值在于他的神性。正是这一点使人作为一个特殊存在物与世界对立，以信仰为基础，富有创造性地自我确立和寻求生命的意义。如果离开神性之维，人就沦为自然世界的一个消极客体，受必然性的支配，失去了人的根本特性。俄罗斯的形而上学所强调的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从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被定义为“精神的结构、精神的素质、精神向高级世界的趋向性、精神的敞开性”。这意味着，形而上学是由生命来定义的，因为精神是生命，而精神的自我认识就是生命的自我认识。俄罗斯的形而上学的特点是从人的生存现实出发，突出对人的终极关怀，批判西方理性主义对人性的扼杀，弘扬东正教文化中对人的重视，崇尚人的精神力量与完整性，把人抬高到神的地位，削弱神在宗教中的位置。其根本上思考的是人的问题，寻找人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上帝不过是人自身神性存在的证明。恢复人的“形上”精神之维，人需凭借着自身的神性及其对于神性的信仰超越确定的“有限性”而走向神人，进而建立一个“完整的”神人社会，在其中展开主体间的交往，这样才会进入不确定的、审美的层次，达到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与最美好的境界。 韩振江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6期撰文指出，圣保罗在当下已经成为欧美激进左翼理论阐释的焦点之一。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把圣保罗看作一位普遍主义的政治家，人们通过把基督复活识别为真理-事件，通过忠诚于该事件而成为普遍主义政治的主体。作为巴迪欧的“同志”，齐泽克对巴迪欧的革命性解读颇为赞同，但同时他认为巴迪欧的真理-事件-主体并不是新的真理政治，而是新的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从整体上说，齐泽克与巴迪欧在解读圣保罗上，他们相互激赏的地方在于共同反对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身份政治、文化相对主义等，共同追寻在当下重新思考和激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共同致力于通过批判当前的全球化自由主义的政治而寻找新的普遍主义政治的出路。也许可以说，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继承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当代左翼，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巴迪欧无意识中依然跟随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主体认同的思路，而齐泽克则明显承继了拉康的死亡驱力与分裂主体的理论，因此，他们彼此认为“同志”的差异也许是师辈阿尔都塞与拉康之争的延续。当代左翼两大思想家就圣保罗的对话，可以促使我们更开阔地思考当代普遍主义政治的可能性。 莫雷在《江海学刊》2015年第6期撰文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围绕左翼的激进政治想象和政治介入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齐泽克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政治介入是一种“后政治的政治”，其根源在于“经济的非政治化”。要想对抗后政治，必须将“经济再政治化”，对资本主义进行内在的批判。但是齐泽克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给出我们任何具体方案，这使得他的政治介入也陷入了某种困境。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何以可能。一方面，为了避免陷入文化多元主义和拉克劳、墨菲的“后政治的政治”，必须将“经济再政治化”，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齐泽克在这场如何进行政治介入的论证中提供给我们的教益:后政治时代的政治介入不是文化介入，不是局限于特殊问题的政治介入，更不是为资本主义“打补丁”，不是把这种政治介入变成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辩护，而是必须从内部介入，必须从整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如齐泽克般陷入空洞的宣讲，我们要揭示资本中性机制的虚假性和它背后的新的权力关系；重新思考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之间的关联；不断建构现实的革命主体；实现斗争策略从“跨越界线”到“超越界线”的转变，打破现存秩序的基本框架。这样，后政治时代下的政治介入才成为可能。 吴非、胡逢瑛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24期撰文指出，从传播适当的俄罗斯形象报导、继而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与西方媒体的全面舆论战，再到加速欧亚地区一体化的整合进程以及扩大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的合作范围，公共外交在搭建国际平台加速区域整合过程中建构“平等对话”机制将成为俄罗斯大外交的重点。目前，俄罗斯公共外交大体形成了媒体、智库和政府部门相互促进并监督的机制，以及在非政府组织架构下由哥尔洽科夫公共外交基金会、世界和平基金会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组成的三驾马车的制度。俄罗斯的公共外交引用并且拓展了“软实力”的概念，将抽象的精神文明概念依附在具体的各类论坛或是国际组织的架构之内，作为用以进行多边或是双边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其特点在于将这些国家间的具体成果展示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以期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公共外交在俄罗斯正在扮演国家间“对话”的平台角色，具有创造伙伴间地位“平等”的公正意涵，这对于追求符合自身经济地位的国际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公共外交在俄罗斯并不是用以取代也不是对立于传统的政府外交体系，也不是特别凸显非政府组织中可能有的对抗政府的冲突概念，更不是侧重在媒体监督与批判政府的“第四权力”，其更加注重于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角色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并且使正式的外交工作进行得更为顺畅成功，基本上，俄罗斯的公共外交仍然具有民主的特点：一方面，它是政府外交工作的延伸领域，在决策机制与精英阶层中具有反映政府政策与传达政府意见的功能，而大众媒体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进行这项功能；另一方面，它不受制于政府体制的固定程序也不涉及政府资料的机密保护问题，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自主性和独立性，可以较为自由地提供决策者更多的建言建议和解决方法。 朱晓中在《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6期撰文指出，自转型以来，中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历了转型危机，2004年之后陷入了加入欧盟后危机，2008年之后又经历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出现了背离欧洲发展主流的现象，民主化的“回落”成为新趋势，三重危机反映了中东欧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中发生的问题。中东欧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复合的民主赤字，虽然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不同，但“来自上面的民粹主义”是中东欧国家中的共同点，中东欧国家的这一消极趋势已经成为欧盟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因为，在危机的背景下，威胁到欧盟民主原则和价值观的“偶发”事件日益增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最近的政治事件清晰地表明，已经取得的民主成就可以逆转，这些趋势已经从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这些现象正在消除欧洲一体化的成果和未来。必须尽快遏制这种趋势，在欧盟层面上做出更多规范，以保证和监督加入欧盟并享受各种利益的成员国符合民主标准和履行民主义务，欧盟必须正视欧洲民主功能中缓慢显现的缺陷，并要把解决这些问题视为与解决欧元区经济危机一样重要。一方面，欧盟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欧盟如何捍卫民主和制止非民主的现象在中东欧成员国中蔓延；另一方面，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的未来有赖于欧洲凝聚力的提升，因为分裂的欧洲将导致系统性的动荡、欧洲怀疑主义泛滥和出现反民主现象甚至运动。同时，中东欧国家必须启动内部和外部的重新一体化进程，以外部重新一体化来帮助中东欧国家的内部一体化。 冯敏、宋彩萍在《经济问题》2016年第1期撰文指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未来的合作将在巩固和充分利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扩展和搭建党际交流、人文交流和智库等平台，向基于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深度合作机制转变。一是搭建好党际交流平台，中东欧16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各自面临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也不尽相同，与中东欧国家进行“一带一路”合作，中国共产党可以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积极开展同这些国家政党的交往与合作，通过加强党际交流实现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以及中欧关系的发展；二是搭建好民间与人文交流平台，近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相互间的人文交流不断加强，“两个纲要”中还特别提出了许多深化合作的措施，今后还要重点增进中东欧公众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了解和认同，消除各国公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增强中国对中东欧的文化影响力，特别是运用网络新媒体、推介各种文化活动，增强中东欧国家的年青人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三是搭建好智库交流平台，智库作为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体，在中欧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能起到官方渠道达不到的效果，中国学术界的中东欧研究起步较晚，相关智库的数量、质量、规模和影响还较弱，今后，双方智库的交流合作应着力于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内容，通过思想创新与信息交流，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合作提供政策建议、设置政策框架、引导舆论走向，为各方首脑和政府提供创新思维，充当双方民众相互了解的桥梁。 钱小平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撰文指出，中匈两国同处于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腐败问题具有较多的共同性和可比较性，在严厉打击贿赂犯罪的基本政策之下，中匈两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存在诸多差异，彰显了不同的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理念，较之匈牙利将刑法积极拓展到腐败前端预防领域的“进攻型”立法战略，中国仍坚持传统的“防守型”战略，刑法干预仅限于腐败犯罪的后端场域，刑法规制能力不足而导致环境型、系统性腐败的泛滥，为此，有必要借鉴匈牙利经验，以拓张刑法的预防功能为导向，确立“进攻型”反腐战略，进一步完善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体系，具体包括:第一，行为类型的调整。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应从传统的事后性治理向预防性治理转变，形成以作为为主、不作为为辅的“二元化”行为结构，以有效破解“环境性腐败”之难题，具体包括增设自然人的不作为犯罪、单位不作为犯罪等方面。第二，犯罪构成要素的简化。过多的犯罪构成要素反而导致立法防卫阵线的后移，不仅造成诉讼证明上的疑惑和障碍，而且导致刑法立法治理的迟滞性，影响到腐败治理的实际效果，应当考虑及时删除冗余要素，扩大公职刑法的规制范围，将数额要素进一步从立法中删除，通过司法解释将数额作为犯罪情节的一个参考因素加以明晰化。第三，构建“对称性”治理结构。行贿是受贿的源头，加强对行贿行为的刑法治理，是现代国家腐败治理的应然选择，中国在行贿罪与受贿罪立法上的“不对称性”不符合腐败源头治理之要求，应当予以及时修正。第四，确立“严中从严”的刑事责任体系。在贿赂犯罪刑事责任体系构建中引入“责权相适应”原理，根据公职级别高低差别，设置不同的罪行体系，同时，由于受贿罪与贪污罪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将两罪的刑罚设置予以分开规定。 赵会荣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可行的，尽管面临的困难不少，但是当前两国政界、商界和学界都在积极沟通，寻找合作点和实施合作项目。对中方而言，要推动中俄合作，还需做出很多努力。第一，抓住当前中俄关系不断上升的有利时机，加强与俄罗斯的沟通和磋商，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等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之间的互利合作模式。在地区层面，中俄可以在欧亚地区、亚太地区、中东地区相互配合，共同营建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和安全体系，促进地区战略平衡，巩固地区安全和稳定；并且有必要加强媒体合作，向外界及时发布客观信息；中俄在欧亚地区的合作还可以在交通、能源、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展开。第二，加强中俄双方在在战略性大项目、军事及人文方面的合作。第三，利用上合组织平台和机制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成员国可以共同探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兴趣点以及可以合作实施的项目，特别是在金融、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第四，加强与欧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使之与中俄关系相互促进。中国既要避免俄罗斯与欧亚地区之间产生矛盾，又不能因为其中一组关系而牺牲另一组关系。中国提升与独联体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往往能够促使俄罗斯在对话合作上产生更大的动力。最后，与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对话和沟通有利于推动中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朱晓中在《欧亚经济》2015年第6期撰文指出，私募基金(Private?Fund，又称私募股权投资或私人股权投资)是指对任何一种不能在股票市场自由交易的股权资产的投资。近年来，中东欧地区私募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机构(包括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基金)、银行、私人、保险公司、组合基金、养老基金、公司投资人、其他资产经理人以及其他资源。其中，政府机构募集资金所占比重最大。中东欧国家私募基金的地区来源来看，近年来来自中东欧地区内的融资不断增长，但整体而言，中东欧地区私募基金主要依靠外来资本。根据数额大小和活跃程度，中东欧国家私募基金投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私募基金投资不仅数额较大，而且十分活跃；在波罗的海三国，私募基金投资具有一定规模，交易比较活跃；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私募基金投资数额不大，交易相对沉闷；在其他国家，私募基金投资相对迟滞，且规模很小，如波黑和黑山几乎不存在私募基金投资活动。20I4年中东欧地区私募基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是，中国资本开始进入这一地区，成为私募基金政府和机构来源中的一个新兵，成为2014年中东欧地区私募基金总额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自2012年以来，中国同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作，积极寻找适合私募基金投资的领域和项目。由于欧盟相关法律和法规的约束，2012年中国承诺向中国一中东欧合作项目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落实不畅。中国在积极寻找新的途径摆脱融资困局的同时，加大私募基金投资力度。这可能是16+1合作框架内中国在中东欧国家实施新的投资的一种有益尝试。 黄立华在《学术界》2015年第10期撰文指出，一些著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根植于俄罗斯本土文化创作了许多反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现实的元小说，这些小说的叙述策略相当多样化，同时具有高度新颖性，反省式叙述和多种隐秘叙述就是其中较为主要的两种。许多元小说文本在探究虚构性问题时，探究虚构和现实之界限时，探究作者与读者以及其他之间的关系时，采取反省式叙述，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怀疑自身的虚构性，探究小说创作的过程，叙述传统施加的限制以及发现满意视角、声音和讲述故事的风格，反省在许多作品中很明显。在文学规则而不是与现实规则支配下，所有这些文本将写作行为置于叙述中心，并使用写作行为作为揭示虚构世界构建的特性；在叙述层面上，这些文本凸显作者-人物叙述者，读者明显的戏剧化，以质疑文学规则和文学传统以及公开表达虚构意图。除了公开插入作者和读者叙述的虚构类别文本，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依靠多种隐秘策略，这些策略破坏虚构世界的幻想，揭露叙述者的建构特征，一些最隐秘策略包括多重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甚至缺席叙述者。尽管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有很多共同特点，例如戏仿、游戏、荒诞、缺席和返省等，但它在形成的来源及发展过程中融入许多传统文化因素，如继承和延续白银时代和苏联时期的创作风格以及融入宗教思想资源。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已成为俄罗斯文坛中重要的文学潮流，不但影响俄罗斯文学界，而且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其意义和价值不可小觑。 张丹在《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12期撰文指出，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把俄罗斯纳入全球信息网络，置身数字化时代，俄罗斯出版业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发展前景变得更加广阔。一是出版商实行并购整合，出现集团化趋势，强强合作，提升核心竞争力。自2009年起，为了适应市场化需求和消解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出版业出现大规模并购扩张现象，出版资源和渠道越来越集中到大型出版集团手中，一些大的出版集团还拥有自己的配送和零售网络，出版销售自成体系。二是政府加大对文化出版业的扶持力度，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2006—2015年，俄罗斯政府先后颁布《俄罗斯文化(2006—2010)联邦专项纲要》，把支持图书出版业上升到国家层面，对图书出版业进行政策扶持；继续推进“振兴俄罗斯文化”政策，计划在5年内打造“文化俄罗斯”；俄罗斯国家杜马颁布扶持国家图书零售商的相关计划，帮助那些与其他形式零售商艰难竞争的国有书店，缓解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同时，俄美国两国学者与出版界展开合作，正式启动“俄国文库”的俄译英工程，准备翻译、出版数十种乃至超过一百种俄国现当代文学和经典名作。三是顺应国际出版业发展趋势，力争多元化立体化的出版格局。如今的俄罗斯出版业，市场趋于稳定，出版理念日益与国际化接轨，从2012年起，俄罗斯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图书生产国。随着俄罗斯新媒体的日益普及和成熟，俄罗斯出版业充分发挥电子书市场所具有的潜力，在保持传统图书出版渠道畅通的情形下，继续加大开发电子出版物的力度，数字化时代，经过转型后的自我调整，如今的俄罗斯出版业浴火重生，俄罗斯也重获“热爱读书的民族”的美誉。

文章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ebxyxb.cn/qikandaodu/2020/0709/3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