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研究要深切观照人类命运本刊专访复旦大学(2)

现在一些人普遍感觉到，社会流动更难了，尤其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更难了。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学历普遍提高了，学历的信号功能和筛选功能就弱化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越成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流动的速率会逐步下降。但对于底层群体而言，读书仍然是相对有效的一种社会流动策略。

此外，我认为需要区分两种社会流动：一种长程社会流动，另一种中短期社会流动。在讨论社会流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公务员或教师，这是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程社会流动。也就是说，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也存在差异。

长程社会流动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足够轰动，同时又较为罕见。新闻媒体通常喜欢对长程社会流动大书特书，民众也喜闻乐见，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励志、太感人了。中短程社会流动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却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大。

记：个体的命运的改变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正如您说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尤其是群体命运很大程度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具体来说，有哪些方面？

熊：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为单位，譬如阶级敌人、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第三，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第四，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我更欣赏“自负的深刻”

记：现在做学术研究的人很多，出了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学术研究并没有研究真问题，而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指标。您觉得，怎么样的研究算好的研究？

熊：我觉得对研究者也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学者首先是一个职业，其次才是事业。任何一个行业，不可能每个从业者都是充满使命感和富有生产力的。学术体系也存在分层，一流的研究者一定是极少数人；对于多数从业者来说，能够做到敬业就可以了，不能强求每个人都做出一流的成果，因为一流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但是，我们学者需要自律，有一定的学术操守，在养家糊口的基础上有所追求，至于能不能做到高水平的研究，有个人能力和努力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和机遇的因素。

在我看来，好的研究具有一个共性，即引发共鸣和争议。所谓共鸣，是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即对选题重要性的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如果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观照和反思，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学术作品。

所谓争议是理论意义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颠覆性，会对既有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往往会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伟大的作品要么是范式开创者，开启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取向；要么是范式终结者，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为后来的研究转向提供动力和契机。没有争议，就没有创新。

记：有人认为，按照一般规律，现在的“80后”正是出学术成果的时候，在学界也比较活跃；但是和“60后”“70后”相比，似乎学术上有些式微？

熊：我不认为“80后”学者逊色于“60后”“70后”。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使命和贡献。每一代学人有优秀的，也有平庸的；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也有让人不屑一顾的。年龄段不是我们划分和评价学者的一个标准。有人批评老一代学者中有“学霸”“学阀”；也有人批评新一代的学者缺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气质，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都是以偏概全。

文章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ebxyxb.cn/qikandaodu/2021/0502/6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