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研究要深切观照人类命运本刊专访复旦大学

熊易寒

熊易寒是湖南衡阳人，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如果要寻找身边的励志典型，他无疑是其中一个。从湘潭大学到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再到复旦大学副教授，熊易寒一步一个脚印，在学术道路上深耕细作。

目前，熊易寒主要关注城市化、中产阶级、地方治理等话题，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们虽然会思考一些抽象的、看似远离现实的问题，但就像老鹰一样，尽管飞得很高，却始终紧盯着地面，一旦发现目标就直奔而去。“老鹰的飞行高度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麻雀高明，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捕捉猎物。”近日，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农民工话题及如何做好学术的问题，专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以下简称“熊”）。

博士论文是在寻找自己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的，据说这个主题是您放弃原来的研究临时改的，请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熊：2006年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计划的研究主题是“权力的极限：中国乡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后来中途改题，既有偶然性，也有点命中注定的成分。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首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

现在想来，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十之八九会成为一个农民工，而我的孩子也将是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记：“农民工”这个词可以说是随着城市化而产生的，据您观察，农民工这个群体有哪些典型特征？从他们身上凸显出哪些问题？

熊：很难说农民工有哪些典型特征。一方面，我觉得农民工与我们不存在本质区别，如果说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城市户籍，总体上社会经济地位低一些；另一方面，跟城市居民一样，农民工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避免把农民工这个身份本质化。

我也接触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农民工”，有思想，有能力，也很上进。我们需要破除一种偏见，就是农民工之所以成为农民工，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譬如没文化，不勤奋，不够聪明，缺乏眼界，诸如此类。我还注意到，一些跟我经历相似的“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他们甚至比一般的城市居民更加看不起农民工，因为觉得这些农民工不够优秀，不够努力，而自己就是凭借聪明才智获得了城市户籍，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区别对待是应该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我不寒而栗。

社会流动并不总是美好的画面

记：关注农民工群体与您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感受相关，不过与周围的一些人相比，您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而现在，一些人不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比如“农民工”这个词简洁明了地表明一个人的身份和阶层，而要改变这种阶层和地位并不容易，对此，您怎么看？

熊：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流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方面是向上流动者付出的代价，譬如他更加用功地学习、打拼；另一方面是向下流动者付出的代价，在一定时期，中上阶层的规模总是有限的，有人向上流动就必然有人向下流动。社会流动并不总是美好的画面，也有残酷的一面。

文章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ebxyxb.cn/qikandaodu/2021/0502/6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