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学的在地性(2)

哈尔滨多元文化政治环境，为早期中共党人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满省委由沈阳转移到哈尔滨。由于哈尔滨是东北大城市中最后沦陷的，也促使各方抗日力量齐聚哈尔滨，遂在哈尔滨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舆论中心。《国际协报》社长张复生以《日本军队能如此侵占东北？》为总题目，撰写50篇社评揭露日寇侵占东北的险恶用心，怒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告诫民众不要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号召“全民众大彻大悟，儆惕循省，共起以担当此救亡之责任”［8］。“没有反抗就没有一个民族的诞生，反抗的精神、目的和意志也必然贯穿于此民族的文学之中。”［9］哈尔滨左翼文学得益于哈尔滨得天独厚的左翼土壤。“红色之路”赋予哈尔滨浓厚的革命气息，使身在其中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获得在地性的马列主义思想体验，使青年作家转向左翼成为一种可能。关内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和苏俄文学在哈尔滨汇聚，使哈尔滨左翼作家获得了多重文学营养，于革命文学中看到文学之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使哈尔滨左翼作家明晰了自身的时代责任，抗日救国也成为其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选择。在中共的有效领导下，哈尔滨左翼文学汇成潮流，成为东北左翼文学发展的高峰。

二、在地性的左翼体验

哈尔滨是一个殖民异化的城市空间，身在其中的左翼作家，以底层的身份谛视着这个城市的罪恶，牢狱般的现实体验，激发出最为朴素的阶级反抗和民族反抗。

在哈尔滨城市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二十余年的俄国租借、十余年的奉系军阀和十四年左右的“伪满洲国”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盖铁路所到之处，即其财权所有之处；其财权所有之处，即其兵力所及之处；其兵力所及之处，即其管领土地所至之处。”［10］殖民治下的哈尔滨被铁路分割出不同的城市空间，南岗是俄国贵族、新贵生活区；道里是铁路运输、工人生活、商业活动聚集区；道外是社会底层生活的贫民区。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南岗是天堂，道里是人间，道外是地狱。”如此分割自然也就留下了政治权利的缝隙，辽左散人在《滨江尘嚣录》中谈论道里道外的界限时，提及他在1927年9月所见到的一幕：“十六年九月某日，不佞曾见特区警察三人，由道里尾追一匪人，沿南马路而东，相距可数十步，及抵南马路东尽处，该匪横穿承德街，而入滨江警察范围之内，尾追之特警三人，驻足而东望者久之，旋掉头返矣，致使匪人远飏，殆亦道里道外之管辖界限有以阻之也。”［11］城市空间的分割造成了阶级、民族、文化的割裂对峙，也深深地刺激着被压迫者的灵魂。

处在底层的哈尔滨左翼作家在畸形的都市中，时刻承受着城市空间对他们的压迫：异族统治带来的耻辱，跨国资本挤压下民族经济的破产，工人、农民在死亡线上的挣扎。看似繁荣的都市生活显露出的是殖民者的傲慢与荒淫，城市角落里流着肮脏的污血，路边常有乞儿那悲惨无助的目光，这些周遭景象时刻提醒着哈尔滨左翼作家的责任：对殖民治下谎言和虚伪的揭露，对真实的逼视。哈尔滨左翼作家置身于这样的殖民空间，在共时性的视野中，凭借具体的感觉就有可能生成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感觉结构，并通过自身朴实的创作表现出来，其作品因为真实也就有着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都有过一段流浪生活，在中央大街的热闹繁华之中，贫穷落魄的萧红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从学生、小姐变为“穷人” 。萧红和萧军结合后，生存也是二人的首要问题，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那女人一定正像我，一定早饭还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她在楼下急迫地来回的呼声传染了我，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地呼叫。”［12］其他的左翼作家也都处于生存的贫困线上，饥饿、疾病时刻伴随着他们。金剑啸为了革命忘我工作，长期营养不良，有时为接济同志，自己只能吃黑列巴喝着白开水；舒群曾上不起学，几乎沦为乞丐；从罗烽和白朗的回忆文章中也能看到他们贫困的生存状态。

与哈尔滨左翼作家贫困的生存状态不同，在哈尔滨的电影院、咖啡馆、俱乐部等娱乐空间活动着的却是一些超越了温饱而追求更高享受的富贵人群。娱乐空间的扩张是殖民主义势力深入的表征，萧红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正因此而不满为电影院画广告：“画得好一点，不怕肉麻，多招来一些看情史的，使人们羡慕富丽，使人们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就是这样，只怕自己饿死，毒害多少人不管，人是自私的东西。”［7］945萧红在《商市街》中曾多次提到电影院，然而每次所带来的都是不愉快的体验，这是处于贫困线上的萧红在强势殖民文化压迫下的必然反应。

文章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hebxyxb.cn/qikandaodu/2021/0708/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