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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学的在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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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性”是一个有着多个面向的概念，一般认为源于英语in－site，译为“在现场” ，建筑、电影等领域多指地理位置、人文风貌等地域特点。文学上在地性也可以理解为作家与故乡的“血肉相连的情感和记忆”［1］。本文所理解的在地性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学依托于哈尔滨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资源和生存体验而产生，同时，也以其左翼文学创作构建起哈尔滨的地方形象及地方风格，进而丰富了哈尔滨的文化空间。

一、在地性的左翼土壤

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是一座具有半殖民特色的移民城市，因中东铁路而成为东北的运输枢纽和商业中心，在其崛起过程中便形成了一条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红色之路” 。马列主义思想通过中国工人传入哈尔滨，也经哈尔滨中转进入中国内地，这条“红色之路”为哈尔滨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提供了鲜活的在地性马列思想体验。处于底层位置的哈尔滨左翼作家，不必像太阳社、创造社诸君出国留学亲身感受俄、日的左翼文学，也不必像鲁迅从自身沉痛的思想剖析中走入左翼阵营，而是于哈尔滨在地性体验中便获得了丰富的左翼文学资源。

马列主义思想传播最初不是那种理论旅行式的，而是以中国工人现实体验的方式进行的。中东铁路修建时，哈尔滨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队伍，这些工人深受俄国工人中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团”的负责人舒米雅茨基回忆说：“我们不仅偶然与中国工人联系，不，我们在他们中间相当有计划地经常进行工作。”［2］“中东路工约二三千名（华人占十分之三）大都含有赤色，凡属工人称为工党。”［3］中国最早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是中国工人，尽管这种影响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但它却是哈尔滨红色文化的最初土壤，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红色体验也不断深入，中共建立之前，哈尔滨已经有着相当浓厚的红色氛围。瞿秋白曾最早感受到哈尔滨的革命气息，他在《哈尔滨之劳工大学》中写道：“据云哈埠共产党虽仅二百人而自哈埠至满洲里中东路沿线，工人有十二万，对于共产党颇有信仰。”［4］瞿秋白认为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空气，工人集会高唱国际歌，这在其他城市是无法想象的。马列主义思想赋予产业工人以革命性和反抗性，“1907年5月14日（俄历5月1日），东清铁路（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和其他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和学生在松花江北岸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5］。中国工人还同俄国工人一起游行，欢庆俄国“二月革命” 。辽宁铁岭人任辅臣于1908年在哈尔滨加入布尔什维克，是中国目前已知加入布尔什维克最早的人。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哈尔滨工人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三十六棚罢工风潮” “铁路罢工风潮” “秋林洋行罢工” “鸡鸭公司之风潮” “哈埠裁缝全体罢工” “卷烟公司罢工” “华人火夫罢工”等新闻标题在《远东报》上不断出现。1928年的“一一·九”学生运动是哈尔滨青年学生觉醒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计划，更是青年学生为唤醒整个中华民族崛起而发出的一次惊骇绝响。当时处于学生阶段的哈尔滨左翼作家姜椿芳、金剑啸、萧红都参加了这场运动。

姜椿芳是东省特别区第三中学的学生，以“吾辈的责任，志在救国”［6］为题向三中同学演讲，并作为学生会代表参加游行。金剑啸是《哈尔滨晨光报》的副刊编辑，也投入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并在《哈尔滨晨光报》上报道学生运动消息，刊登被军警打伤学生的照片和名单，及时地揭露反动当局残酷镇压爱国学生的罪行，他还亲自去医院慰问、采访被打伤的同学。萧红对这次运动的记忆尤为深刻。“1928年的故事，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而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记载的文章之后，我就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7］918“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7］919萧红深刻地体会到融入集体中的力量与庄严，明晰了家国意识。“一一·九”学生运动使哈尔滨左翼作家从学校走向社会，认识到自身之于时代所要承担的责任。

在哈尔滨现代城市的崛起中，现代报刊业在俄人报刊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特别是一战后哈尔滨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商业性信息需求增大，知识分子也希望通过媒介平台实现自己政治、经济、文学的抱负。哈尔滨现代报刊业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迅速，“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已有《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滨江时报》《午报》《东三省商报》《哈尔滨晨光报》等十余家国人报纸，其数量超过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这些报纸为哈尔滨左翼文学发生、发展提供了媒介平台。同时，哈尔滨浓烈的红色氛围也吸引了大量向往苏联的进步青年。1918年，邓洁民在哈尔滨创办东华学校，该校成为哈尔滨马列思想的传播中心。1923年，安怀音在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发表《文学与时势》《文学家与革命家》等文章，倡导革命文学，尽管安怀音的革命文学思想有矛盾偏激之处，但他看到革命文学之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意义，提醒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革命精神，要当个好文学家，必须先当革命家。漂泊诗人塞克早年为寻找赴苏门路，三次来到哈尔滨，把其在上海的左翼文学经验带到哈尔滨，影响了金剑啸等青年作家，塞克也成为连接上海左翼和哈尔滨左翼的使者。哈尔滨中共组织建立后，任国桢、楚图南等一些受过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中共党员也来到哈尔滨。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是最早介绍苏俄革命文艺的译作，楚图南指导下的“灿星社”也成为哈尔滨革命文学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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